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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中的两极:上海与北京
发布时间:2019-12-01        

  “上海形象”在新文学城市文学中占有显赫位置。新文学者将上海作为相对于北京的文化极地,或多或少出于乡下人见识。当初北京及其他古旧城市的看上海,想必如同旧贵族的看暴发户,旧世家的看新富新贵,鄙夷而又艳羡的吧。上海的珠光宝气在这种眼光中越发明耀得刺眼,“极地”认识中不免含有了若干夸张。上海与北京的相对距离在更宽阔的文化视界中会大大缩短,其间的文化疆域说不定就部分地消融在了文化混杂之中。但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又的确是北京的对极,其“极态”决非全出于夸张更非虚构。使它们处于两极的,是当时中国人依据其经验所能想出的惟一坐标系,正如北京城内的老绸缎庄“三合祥”只能把对门的“正香村”作为敌国、对手(老舍:《老字号》)。岂止现代与非现代,即使城、乡的坐标位置又何尝易于确认呢!于是上海与北京被分别作成外延大于内涵的概念,文化学的名词术语。这里尚未计及它们在普通人那里的情感属性和它们因文学艺术的加工制作而引发想象、联想的丰富无比的审美品性。

  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用上海作为标尺量度美国(这是他们最便于取用的标尺),在那里看到“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适足以显示其为道地乡土中国人。至今偏僻乡村仍有那里的“小上海”为标准上海人所不屑的繁华集镇。王蒙的《在伊犁》还写到边疆民族对上海的崇拜:上海是他们珍爱的小商品,更是一种生活理想。

  用了上海量西洋,同时大上海也在心理上“非中国化”了。“霞飞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街道”(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这是站在中国具体可见的欧美文化模式,因而才被理所当然地作为量具。曾经充当“国际城市”的历史,也如欧洲旧贵族的爵位,至今还是身份高贵的证明,鼓励着上海人的优越感。即使在三四十年代,“上海自豪”(这并非那一时期知识界普遍的感情倾向)中也少有乡土感。人们最难以接受的,是摩天大楼、交易所、跑狗场之作为“中国”。也因而,较之北京,上海是更便于借助工业社会通用的文化编码读解的文本。除克利斯多福·纽的《上海》外,出诸日本作家之手的,有丸山昇的《上海物语》,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上海》。如果英美作家写上海无意间找寻着熟识的文化模式,那么当时的日本作家到上海却是为了感受欧美文化的“启发”的。(记者陈强)(责编:邓楠、吴超)。天线宝宝特马,尚未闻有一本题作“北京”的长篇小说出诸欧美作家之手。即使如克利斯多福·纽居沪那样有居京数十年的阅历,也未必敢自信能读解得了北京的吧。

  上海这一极地在30年代,曾经怎样地刺激过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与文学想象!无论所持价值尺度如何,文学都以空前丰富的语汇写上海,字行间充满了惊叹!

  茅盾以其包裹着激情的冷静,师陀用了辛辣的嘲讽,写上海的交易所文化;当时也许惟上海才有如此发达的交易所文化,内地眼光中的怪物、巨兽,陌生文化中的最陌生者。【小绿】广州巴士驾驶员 37路 东山口总站→赤沙(广东财经大学),茅盾写这里的肉搏式的紧张,师陀则写金融投机行为的丑陋,写出一片疯狂气氛。我不知道茅盾之外还有哪位新文学作者研究过交易所。茅盾与师陀同时感受到了交易所特有的文化氛围,并毫不犹豫地以之作为商业大亨金融巨头的上海的象征。

  呵,疯狂的上海!这里是上海外滩:“……你瞧那些人罢,各种各样的车子,四面八方,打每条马路不断涌出来,滚滚象无数条奔流。真是洋洋大观,惊心动魄的场面!人和车搅在一道,把路填塞,只听见人的吆喝声,三轮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哄哄然闹成一片,……”

  “连走路都象上战场。在这里你看不见中国人提倡了数千年的品德,只觉得所谓仁义礼让,根本就不曾在我们国土上存在过。任何人都表示,不能再清楚了:他们没有情感。假使这时有个孩子给车轧死,他们将照常从尸体上踏过去,车照常开过去,谁也不会回头多看一眼;如果有谁胆敢阻止他们,他们便会将那人杀死。……”(师陀:《结婚》)冷酷,机械,硬绑绑地绷紧着每一根神经。以竞争无情地剥夺着“乡土中国”及其文化,摧毁着传统社会的道德理想、价值体系。这里的信条是:心要狠,胆子要大!

  下面则是穆时英们的上海:“星期六晚上的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霓虹灯和各式各样或诡秘或放荡的灯光,是这世界的象征。舞厅里女人的眼睛,“从镜子边上,从舞伴的肩上,从酒杯上,灵活地瞧着人,想把每个男子的灵魂全偷了去似的”(《Craven“A”》)。这里连意象都是性感的,喷发着热烘烘的肉的气息。“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的,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上海的狐步舞》)。

  此外,还有机床边肌肉紧张得绽裂的上海(在左翼文学里),棚户区绝望的上海(沈从文曾以一组小说写闸北贫民区),无数公务员、小职员在其中腾挪辗转挣扎的上海(新文学的传统题材),弄堂楼层麻将牌声中百无聊赖的上海(这个上海常常嵌在其他上海之中),以至于黑社会人物出没其间的上海(穆时英当初就是以写这个社会而在文坛发迹的)……云集上海的一大群作家竟把个上海搜索铺陈到无隐不显。或许只有道地的上流、高等知识者的上海,和蛰居上海的寓公、半新不旧的中产阶级一时乏人问津;到40年代即被徐訏、张爱玲辈补了缺,写得别有光彩。

  文学的上海就是这样支离破碎,无从整合。不同作家笔下的北京是同一个,连空气也是一整块的,不同作家笔下的上海却俨若不同世界以至不同世纪。即使在同一位作者那里,上海也会破碎、割裂。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古董,早就铸成了一体的,上海却是大拼盘,不同质料的合成(而且非化合而成)物,自身即呈“时空交错”。

  中国近现代史上,呈现出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参差文化交错,与生活方式的奇特组合的,惟此上海。比较之下,扰乱了北京胡同居民的安宁的文化改组,显得太平缓温和了,以至那惊慌像是庸人自扰。如果这两座城是两部内容互补的近现代史,那么上海这一本里,有更多的关于未来的凶险预言,而北京那一本却储积着有关过去的温馨记忆。

  上海形象以其破碎,以其自身诸面的大反差强对比,傲视北京形象的浑圆整一;同时以其姿态的戏剧性、舞台意识(由左翼文学,到新感觉派,到张爱玲、徐訏),逼视北京形象平庸琐细的日常性质:文化内容的极态之外,是审美的极态。上海可以由文学中炫耀的,是其形象内容的丰富性、浓烈性,其城市文学风格的多样性。这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东方的巴黎’”(茅盾:《都市文学》)是近现代史上天造地设的大舞台,以至文学对生活的感受也一并舞台化、戏剧化了。它的平庸,它的与北京胡同同其琐屑的弄堂文化,中产阶级与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自然难以据有在这“光怪陆离”中的适当位置。人们陶醉于演出的戏剧,把一些参与构成演出条件的普通道具,构造舞台的更平凡的物质材料给忽略了。

  新文学史上写北京的小说则相反,往往沉湎于古城悠然的日常节奏,冷落了现代史上以北京为舞台、凭借这舞台而演出的大戏剧。“五四”时期文学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勾画吝啬而又粗糙,此后写大事件的,也只有《新生代》(齐同)写“一二·九”,《前夕》(靳以)写华北危机中的北京等寥寥几部值得提到。较之刚刚谈过的写上海诸作者,老舍及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写北京,太留连于封闭中更其封闭、内向中更其内向的胡同。文学的上海过于浮躁骚动,北京则又过于平和静谧。

  动荡感统一了上海形象诸面,无论是革命旋风中的动荡,还是酒色征逐中的动荡仅由上引片断你也不难感受到。因而即使风格各异,选材中眼光趣味互有不同,写上海的一大批作品仍有其美感统一。沈从文批评城市生命感的贫乏,城市人生命力的衰竭(“微温而有礼貌的一群”!),同期的城市文学却以其强有力的动荡,显示出为另一些作者所体验的城市生命一时创作界文化判断与审美感受的互异。如茅盾笔下的章秋柳(《蚀·追求》)等,即使都市病,也无伤其生机:“现在主义”,享乐主义,行动性,挑战,强盛的生活欲,蔑视流俗的气概。这不是游荡于西欧城市的吉普赛人,其纵恣奔放不是由山林荒原而是由都会造成的。在那时只有上海,能如茅盾一样欣赏、至少是容忍章秋柳性格。为都会空气所煽惑,左翼作家的作品也不免有感官兴奋以至肉的气息。体现着生命欢乐的,是被都市的享乐气氛同时被都会革命情绪鼓荡着的青年。“五四”之后又一度青春生命的展现,恰是凭借了都市这特定舞台的。

  30年代初左翼文学及新感觉派文学中的骚动,无论出于知识者的革命渴望,还是出于情欲与道德感的冲突(左翼文学也涌动着破坏旧有道德堤防的反叛热情),都因依于上海空气。文学引入了大都会不安的呼吸,同时又把这不安扩散开去,强化着都会的动荡,以至令人难于将文学的城市制作和历史生活的真实氛围区分开来。

  直到五六十年代,白先勇还在他的“台北人”系列中,写入了被人物横移到了台北舞厅中的“上海文化”。在老朋友看来,“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永远的尹雪艳》)。出身上海百乐门的舞女也有她们历史的骄傲,“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演出在台北大大缩小了的舞台上的上海文化,有可能更纯粹些,因为经了精心着意的筛选淘汰,是浓缩精制过的。这文化的适于台北也因它仍不失为中国式的享乐文化,奢华、靡费又不乏亲切随和(如尹雪艳的吴侬软语似的叫人“舒服”),且有一种与其台北环境适称的衰飒情调,温情而又落寞,消耗着复又慰藉着背井离乡人的生命。

  上海、中国旅行团老挝车祸包机商已暂停赴当地。北京的两极对比,出于历史创造也出于文学的制作,其文化含义的复杂决非笼统的“新”、“旧”,现代与传统所能概括仅由文学中也可以看出。因了这缘故,这两极才更有概括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面貌的意义。只是以此反观文学,无论对上述写上海的作品还是京味小说,你又会不满足了。你只能寄希望于活跃的当下文坛。

  当代上海一方面寻找文学一度失去了的气魄,一方面注目曾被忽略了的日常生活的平凡、庸常性。上海一向利于鸿篇巨制,北京则同时也宜于小品风格。近几十年金融、商业的萎缩,使上海生活中原有的弄堂文化凸显;王安忆的作品在这种意义上是对上海的有相当深度的文化透视。她以其平易朴素的人文感情,对于普通人、小人物的体贴,写弄堂生态,写出了商业都会普通居民人生的颜色。〔18〕这里是非“戏剧性”、“舞台化”的更有人间气息常人品性的上海。

  “两极”正不复存在。经济改革最终拆毁着两极格局,削弱着同时又有可能强化着上海的地位,却不会是在原来的意义上。京沪两地所拥有的文化力量仍将继续扩张。在这过程中,北京与上海形象都将被重塑。作为两个大城,它们仍是意义丰富的文本,只是语码及读解的方式不同罢了。